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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威尼斯的崛起就与中东世界（当时欧洲人习惯的称呼是“利凡特”）紧密联系在一起。威尼斯商人通过与东方的贸易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开始斥资修建重要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威尼斯总督宫。这座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为哥特式，与它旁边的罗马—拜占庭风格的圣马可大教堂形成鲜明对照。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在整个欧洲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中的阿拉伯建筑元素。威尼斯总督宫就包含了大量的阿拉伯建筑元素。总督宫屋顶上的垛口源于埃及的寺，其外立面高层红色与白色相间的瓷砖装饰也与伊朗建筑装饰传统吻合。有史学家考证，总督宫的淡黄色瓷砖装饰图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寺宣礼塔上的装饰图案惊人地相似。此外，威尼斯贵族们修建的哥特式私人宫殿常见的双重尖拱，也具有浓厚的中东建筑色彩。

　　自从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地区之后，西班牙文化就打上了深刻的阿拉伯文化烙印，这在建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阿拉伯人的后裔（西班牙人称其为摩尔人）修建的科尔多瓦寺、塞维利亚大寺的大宣礼塔（后来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的钟表塔和风向塔）和黄金塔以及格兰拉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伯—建筑艺术的精品。这些建筑还影响了西班牙的一些教堂和犹太人会堂，后者大量采用摩尔人的建筑装饰风格，即“摩尔风”。“摩尔风”装饰主要包括几何图案、阿拉伯书法或阿拉伯风格叶饰，此外还有彩釉砖、灰泥装饰和木雕装饰等。在14世纪，卡斯提尔国王“残忍的”佩德罗一世在塞维利亚修建的王宫就采用了摩尔风格。在1492年之前，尽管西班牙的天主教教徒、摩尔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冲突，但总体来说天主教艺术、摩尔人艺术和犹太文化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这种局面在1492年发生转变。这一年，西班牙人攻占了摩尔人在格兰纳达的最后据点，并开始实行严格的净化政策和同化政策。他们强迫摩尔人和犹太人改信天主教，并开始驱逐不愿意改宗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原先的宗教建筑，如科尔多瓦寺，则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虽然如此，摩尔风格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西班牙帝国的一些地区如塞维利亚继续发展。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在塞维利亚的花园仍采用了摩尔的建筑装饰风格。西班牙贵族修建的彼拉托斯宫也是一个文化杂交的产物。其中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影响，如庭院上层古典风格的连拱廊、下层的罗马皇帝半身像以及庭院中央的雕塑喷泉，但是庭院底层的柱子、拱廊以及装饰细节，则是地地道道的摩尔风格。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一度在拉丁世界引起普遍恐慌。土耳其人与欧洲人的冲突时断时续，并在1683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一路凯歌高进，直至维也纳城下。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在欧洲扩张的势头基本停止，双方开始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新都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的建筑师希南等认真学习和吸收拜占庭建筑传统，并以神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样本修建了一些规模宏大的寺。如今，建筑史家通常将这些寺视为奥斯曼土耳其宗教建筑的代表，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混合风格：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风格。征服者吸收了被征服者的建筑文化，将其变成自己宣示胜利的象征。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与东方建筑艺术的双向互动一直没有中断过。18世纪中后期，巴洛克风格在欧洲退潮并逐渐被新古典主义取代，土耳其人却开始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巴洛克风格并形成了所谓的“奥斯曼土耳其巴洛克风格”。在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欧洲强国英国和法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刺激土耳其苏丹修建了一座能与当时欧洲列强的王宫媲美的新宫殿“花园宫”，以取代传统风格的旧王宫托普卡皮宫。新王宫采用了欧式建筑风格，同时又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新王宫大门“苏丹门”的基本形制借鉴了古罗马凯旋门，但其华丽的装饰却让人想起巴洛克风格的审美趣味，一些建筑史家称之为“土耳其巴洛克”。